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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馆早年入藏了一件伯弘父盨,器形和文字从未发表过。通过对器物类型学和纹饰的研究,可以确定时代在西周中期。器盖同铭共有二十七个字,记载了在二月初吉丁卯日这一天,伯弘父作器在宗庙里宴飨宾客。青铜盨自名为"(米丩)"还是 发现,此字应该是"簋"的异体字。这件器物对于研究青铜盨形制的发展、自名的演变以及西周时期的礼制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韩江自古以来就是闽西、粤东、赣南的商贸大动脉,韩江航运带动了上下游之间的商贸交流。明清时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航运贸易为客商带来了丰厚的利润,但是在行商途中也面临诸多的风险,如吏勒索、艇户讹诈、牙商侵渔等。为了谋利保命,客商们赴申控、建立会馆公所、设立船局来规避风险,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佛教造像碑表现明代神魔小说《西游记》题材的极为罕见。此碑选取了唐僧取经的民间神话传说作为雕刻题材,表现了明清时期民俗文化对佛教造像艺术的影响。碑中观音、文殊、普贤和地藏四大菩萨及弥勒佛的化身布袋和尚同时出现,反映了明清时期佛教信仰的主流意识和佛教化与世俗化的进程。编钟是先秦以来历代宫廷雅乐必备的"编悬"乐器,被奉为"八音纲纪",也是清朝宫廷礼乐的重器。编钟专用于清宫礼乐规制的中和韶乐,是天地尊神和帝后皇权身份的象征。为此,清朝宫廷不惜重金、不计成本,大规模地铸造编钟,并根据各处坛庙、宫殿不同的场所和使用功能,在材质、规格、纹饰上进行了区分,有清一朝更有着历时性的变化。然而,一则由于编钟实物或流散四方或深藏禁宫,世人难以一睹真容;一则由于《律吕正义》及后编、《皇朝礼器图式》《钦定大清会典图》等清朝礼书存在着失载、误载之处,编钟究竟是如何具体使用的,长期以来不为人所知。本文通过细致辨析现存编钟实物,并与清会典、造处档案等文献记载相互印证,揭示清宫编钟使用的真相,订补文献记载的不实之处。河南安阳曹操高陵出土的一枚铜印,印文篆法工整秀美,构形奇特诡异。它的上部呈圆圈状,下部则与金文及《说文》篆文" "字的构形相类,当是" "字的别体。曹操名操、字孟德,因" "有平定之义,与"操"的含义相关联,故印文" "当是曹操的本字,而"孟德"则是其功业有成后新增的字号。这则印文中部向内凹陷,它可能是曹操专门用于钤盖封泥的印章。本文在述魏晋清谈以及竹林七贤画像砖构图特点的基础上,从魏晋清谈产生的背景、论辩形式以及清谈内容三个方面,进一步论述竹林七贤画像砖 平面装饰的构图特点与魏晋清谈之间密切的关系。清谈只是魏晋时期一种特殊的思想倾向,正如竹林七贤画像砖此种构图形式在传统绘画中并非主流一样,仅具有其典型的特殊性。魏晋清谈作为"过渡期"对哲学的发展具有历史意义,竹林七贤画像砖此种构图形式对隋唐时期绘画的兴盛及形式的丰富同样奠定了基础。笔者不赞成《也谈"好墓"》一文,把青铜器铭文"好"解释为精魂借助的托魂树,具有通天地的巫术功能,从而提出"好墓"墓主不是商王武丁配偶而是神职人员——巫觋的学术观点。从青铜器铭文解释、商代青铜礼器判定标准、祭祀者与受祭对象、甲骨文中的好和殷墟好墓出土的带"好"、"司辛"、"司母辛"的青铜器铭文等方面看,好墓墓主是商王武丁的法定配偶——好。本文通过对柴窑"出北地"、"出北地河南郑州"等文献尤其是版本诸多问题的讨论,认为"河南郑州"既有可能是曹昭《格古要论》的原文,也有可能是云间舒敏志学等人增加的,认为仅可能是王佐增加的观点是可商榷的;同时认为柴窑"出北地河南郑州"这一说法具有一定的可信性,并倾向于认为今郑州很可能是柴窑一个重要的接近京畿的烧造地。现有的考古表明,虞夏时期中原地区的城址大量涌现。比较研究这两个时期城址的发展过程,可以发现二者既有内在的连续性,又有明显的阶段性,而这一过程正体现了文献记载的从"万邦"林立到夏王朝统一 的出现的社会变革。